陈一新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提出打造更加稳固坚韧、富有活力的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国家安全部愿同阿联酋国家情报局加强沟通协调、增进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情报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服务巩固和提升两国关系。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年仅20岁的张强是重庆人。在他17岁那年，张强“毫无征兆”地出现眼黄、皮肤发黄，并伴随难以忍受的全身瘙痒。之后，他虽前往多家医院就医，做了几十项检查，但依然未能找到病因，病情也愈发严重。最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人如同被泼了一层黄颜料，连指甲盖都是黄的。病情的反复，也让原本开朗的张强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出现了焦虑、抑郁。抱着希望，张强和家人带着厚厚一摞检查报告来到西南医院，找到了由消化内科柴进教授组建、专门攻克不明原因黄疸的胆汁淤积肝病团队。

“当时，患者面色蜡黄、精神萎靡，不停抓挠着布满新旧抓痕的皮肤。”接诊的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何勇虹回忆，检查结果显示，他的总胆红素高达531μmol/L，是正常值上限的25倍，直接胆红素306μmol/L，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肝功能酶学指标仅轻微升高，这是一个相当反常的现象。“通常如此严重的黄疸会伴随明显的肝脏炎症，酶学指标会显著升高，这说明小张的黄疸并非肝细胞广泛坏死引起，而是另有隐情。”

结合患者年轻发病、反复发作、间歇期肝功能完全正常的特点，一个极其罕见的疾病名称浮现在何勇虹脑海中——良性复发性肝内胆汁淤积症（BRIC）。这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全球仅报道100余例。“肝脏就像一座精密的化工厂，肝细胞产生的胆汁需要通过‘阀门’运输到毛细胆管排出，而BRIC患者体内的这个‘阀门’失灵，胆汁无法正常排泄，反流到血液中就会引发严重黄疸和瘙痒。这种病最诡异之处在于会毫无征兆地发作，不发病时患者与常人无异，肝脏也不会出现进行性纤维化，这正是它难以诊断的重要原因。”何勇虹介绍。

为验证猜想，团队一方面根据临床经验调整治疗方案，采用利福平联合小剂量激素进行经验性治疗；另一方面迅速采集张强的血液样本送检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治疗第三天，好消息传来：小张持续升高的胆红素终于出现下降。基因检测结果显示：ABCB11基因存在杂合突变，确诊为BRIC 2型。困扰张强三年的“怪病”谜团终于彻底解开。

出发前办妥赴加签证，确保签证种类、有效期、停留时长等与本人出行目的、计划一致。通过加边境服务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或加驻华使领馆网站等途径了解边检、海关规定。如携带超过一万加元现金入出境，需向加海关申报。加对入境人员所携带物品检查严格，心存侥幸“闯关”可能被罚款、拒绝入境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如参加旅游团，请选择正规旅游服务供应商并签订合同，积极考虑购买国际旅行保险。

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提前将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尽量避免单人或夜间外出。建议及时通过“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或下载“中国领事”APP进行“海外公民登记”。加已有感染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建议密切跟踪有关形势，加强个人防护。

加各地对持外国驾照开车的规定不一，建议提前了解目的地相关规定。如短期驾车旅游，应随身携带有效的中国驾照。建议在国内做好驾照英文或法文翻译公证书，否则可能被当地警方视为无照驾驶，面临罚款甚至拘留等后果。如需租车请选择正规租车商并仔细检查车况。避免超速、酒驾、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尽量避开拥挤路段或人员密集区域。自驾或乘车均应全程系好安全带。如遇司机疲劳驾驶、车速过快等，应及时主动提醒。

加电信网络诈骗较为猖獗。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来电显示号码，冒充驻加使领馆、国内公检法机关等工作人员施骗，或通过社交软件以“优惠换汇”等为由骗取钱财。建议赴加中国公民了解各类常见诈骗手段及应对方式，不轻信未经核实的不明来电、短信、邮件、链接。树牢反诈防骗意识，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信息，不贸然转账汇款。

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请务必提高警惕，出行前充分了解目的地及途经地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注意保管好个人证件和财物，备好护照信息页、签证页、入境章页等复印件及电子版，留存亲属、使领馆等紧急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如遭遇抢劫绑架，务必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待确保安全后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

墨西哥当地司机开车速度较快，请遵守交通规则，熟悉交通标识，切勿闯红灯或横穿马路。如需包车出游，请选择有资质服务公司并签订合同，出行期间时刻关注墨方司机安全驾驶情况并及时作出必要提醒。如计划自驾游出行，请务必注意选择信誉良好、提供全面保险的租车公司并签订正式租赁合同，驾车时请严格遵守当地交通规则，关注路线安全形势，避免误入风险区域。

应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才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检察人才工作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法治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检察人才观与党和国家人才观、法治人才观贯通统一起来。以大局观引领检察人才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首要任务谋划和推进检察人才工作，确保检察人才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检察人才观，把正确政绩观作为人才培养使用评价的重要标准，引领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以公正司法观引领检察人才观，聚焦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维护执法司法公正，持续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应勇强调，加强检察人才工作，既要立足“当下用”，也要着眼“长久谋”，着力提升检察人才工作质效，持续营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政治轮训、政治历练，提升政治能力，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检察人才都是历经实践磨砺锤炼出来的。要把检察人才培养与检察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高质效办案、多岗位历练中经风雨、强筋骨、提能力，努力培养一批能办案、会管理、善研究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要优化检察人才工作机制，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检察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制定人才引进招录计划，分层分类建好用好检察人才库，一体推进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确保检察人才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各级检察院党组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检察人才工作各项措施，把人才培养和使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努力营造“近者悦、远者慕”的检察人才发展良好环境。

6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全球外交再一次进入“中国时刻”。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彰显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

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四个坚持”既高屋建瓴又路径清晰，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指明方向。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高度评价条约对发展中朝关系、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决定共同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不断夯实双边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政治和民意基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朝鲜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决策部署首年。双方最高领导人对下一步中朝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作出具体规划，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生机勃勃。时隔7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参谒中朝友谊塔，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友好。习近平总书记还在金正恩总书记陪同下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枞树。

促进地区长治久安、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中朝两国的共同追求。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将为地区长治久安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稳定性。